认为智慧城市=全面施工智能化基础设施
在智慧化建设的热潮下，许多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逐年增大，信息技术研发成果层出不穷，智慧产业公司可谓是遍地开花。但是很多所谓的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使城市的运转“智慧”起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曾谈道，一些城市为了建设“智慧城市大脑”，腾出了很大的地方建设智慧大厅，大厅里装个很大的屏幕，不仅建设的花费要几千万，每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也要上百万，但这个指挥大厅的作用有多大? 现在已经是网络化时代，如果各部门之间的系统实现了互联互通，在办公室就能调动各部门的数据，是否还需要这样一个指挥大厅呢?
郭仁忠认为，想了解城市的运营情况，不需要在物理上搞一个很大的运行指挥中心。更需要的是不同政府部门内部实现互联互通，完成信息交换。
不了解居民的核心需求，“需要的很少，不需要的太多”，导致了智慧城市建设中投资大、见效慢的突出问题。
认为智慧城市顶规=CTRL+C，CTRL+V
城市拥有着像人一样的鲜明特性，城市的地理位置，经济，人文等皆有不同，其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差异。因而，城市的智慧建设应该是因地制宜，各显其长。不能看到别的城市出了一些收效良好的智慧建设，就非要搬到自己的城市中来。
没有自己的全局规划，只是“东一锤子西一棒子”的盲目照搬，只会明珠暗投，扼杀城市本来的个性，导致最后“四不像”的建设成果。
智慧城市建设的最终结果应该是“各有千秋”而非“千城一面”。
认为智慧城市=先进技术+软硬件
关于智慧城市，国内很多城市在建设中往往以技术作为导向，单纯追求引入最新的技术、最新的软硬件，而缺乏对最终业务目标和实际效果的检验与评价。
其实，现阶段技术的发展很快，可以相互之间进行替代的也不少，跟技术上所面临的问题比起来，国内智慧城市建设最大的阻碍是在机制方面。
在刚刚落幕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郭仁忠院士曾表示，现如今智慧城市建设的最大问题不是技术上的，建设商不是不会做，而是数据上存在很大的障碍。
而所谓的数据上的障碍，其实就是机制问题，在没有相关法律的界定之前，数据的共享障碍将会直接影响智慧城市的建设进度。
智慧城市评价体系、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等的完善，数据开放等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才是现阶段智慧城市建设中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认为智慧城市=MAX（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分）
现阶段国家制定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更多的将关注点放在若干IT类的技术目标上，以覆盖率、普及率、信息化率、自动化程度等指标来评价智慧城市的建设优劣，并没有真正地去考虑相关系统建成之后能够给城市居民带来哪些本质上的用户体验提升。
而有些国家则将环境和民生放在首位，如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提出智慧城市的建设目标是到2025年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建立在这样的终极目标评价标准之上，至于引进怎样的技术设备、是否达到某些IT类指标，就都不是设计和实施的重点了。
得分高并不代表智商高，智慧城市的建设不应该以分数论英雄。
认为智慧城市=搭公共平台、铺设设备
智慧城市初期建设成本通常有较为明确的预算，但建成之后的日常运行维护成本却往往没有在建设方案中明确。
智慧城市涉及大量的数据采集、数据处理的软硬件设备和人力、技术支持，其日常的安装调试、运行损耗、维修维护、更新升级等的费用不菲。以往的经验表明，因运维成本过高导致系统有人建设没人管，最终沦为鸡肋而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案例并不鲜见。
在我国，大城市经济实力较强但同时城市体量也很大，中小城市体量虽小但又往往存在着资金有限的制约。如何使智慧城市在轰轰烈烈上马的同时，又能在建成后遵从其生命周期正常地运行下去，是目前需要思考的问题。
认为智慧城市=政府一把手工程
城市居民虽然很难站在宏观的立场上客观看待问题，但是海量的城市居民反馈加在一起，却很容易看出一些问题。
新加坡等国际一流智慧城市的建设经验告诉我们，合理的居民反馈机制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知，智慧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居住在城市中的居民。如果没有合理的居民反馈机制，忽略了智慧城市“以人为本”的建设本质，就很容易出现政府部门一头热，而城市居民却毫无感觉的尴尬局面。
了解居民的核心需求，“摸清病因再对症下药”，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